Published in English on 9 March 2021.
翻译：李晨光团队
昨晚，葡萄酒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冒险家。上图为史蒂文·斯普瑞尔(Steven Spurrier)与妻子贝拉(Bella)在多塞特(Dorset)花园中，旁边是他委托创作的一些艺术作品。所有图片由露西波普（Lucy Pope）拍摄。
他在世的这79年中，活力与热忱这两个词贯穿一生。葡萄酒界未来前行的道路上失去了他的身影，实在是一大憾事。
然而，从今往后，人们很可能会认为史蒂文对葡萄酒的影响，要更甚于其丰富多彩的一生。他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却仍然极其谦逊和彬彬有礼，所以他常常没得到应有的对待。
作为一名被全世界重视的教育家、品酒师和作家，他对自己的成就举重若轻，即便他举办的著名的1976年巴黎盲品是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着法国经典之外的葡萄酒也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但他不为过去做出的成就沾沾自喜，而是对未来的项目更加充满激情。这可是事实，上周六我们最后一次对话时，我问他最希望被别人铭记的是什么？他回答是他更希望最近的成就——他担任创始人之一的葡萄酒学院图书馆出版公司（Académie du Vin Library）和加拿大重新开放的葡萄酒学院能够被人记住，对巴黎盲品却仅仅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在那些很少有人参加的非知名新兴葡萄酒产区的品鉴会上，史蒂文都会到场。在佳士得拍卖行（Christie's）的葡萄酒课程上，他很高兴为自己的导师迈克尔•布罗德本特葡萄酒大师(Michael Broadbent MW)主持课程，并亲身上阵取酒、开瓶。史蒂文在巴黎开创性的葡萄酒学院（Académie du Vin wine school），点燃了几代葡萄酒杰出人物的激情。
我记得唯一一次尼克与我和史蒂文及其妻子贝拉在他们多塞特家里的会晤。那是2014年，史蒂文把他在当地买到的《Viala et Vermorel ampelography》一书卖给了我——在周日午餐时，我们还讨论了史蒂文即将启程的南美之旅。他当时应该是73岁，不过他仍坚持不需要东道主为他订商务舱。顺道一提，他坚持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由于他机上简朴的客舱服务要求，使得他获得了新加坡航空(Singapore Airlines)葡萄酒顾问的职位。尽管他的物质生活很舒适，但他和那些爱慕虚荣的人截然不同。
他有着老派伊顿公学人的风度，温文尔雅这个词就是为他准备的 (他伦敦的住址是在普莱菲尔大厦)，但实际上，他富有的父母送他就读的是以运动著称的拉格比（Rugby）公立学校，比另一位痴迷葡萄酒的唯美主义者休•约翰逊(Hugh Johnson)晚了两年。
正如他在自传《奉献给葡萄酒的一生》(A Life in Wine)第一版中承认的那样，他自小生活优渥，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一名并不怎么好学的学生。13岁时，他尝到了葡萄牙名庄科伯恩(Cockburn’s)的1908年年份波特，自那以后，他就知道自己想投身葡萄酒行业。一开始他在圣詹姆斯(St James)的进口商和装瓶商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s) 那里工作，周薪10英镑。也是在1964年，他遇到了他的妻子贝拉。同年，他和他的兄弟每人都收到了一张相当于如今价值500万英镑的支票，这笔钱源于出售家族的一家砾石公司的所得。
这帮助他满足了自己对艺术的热爱——他承认在艺术上的花费远远超过了葡萄酒——也让他有信心在一生中从事各种各样的葡萄酒投资——虽然并不总是能有收益。他写道:“随着1966年的时光逐渐消逝，我继承的巨额遗产开始从指缝中溜走。所有的决定都是我做的，但我总是期望结果会比实际情况好。对于那些需要资助开夜店或拍电影的冒险家们，我很容易成为他们的目标……”
真正让他踏上葡萄酒之路的，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巴黎购买了一家名为“玛德琳酒窖”(Cave de la Madeleine)的葡萄酒专卖店，当时贝拉和他一起住在法国(他们在巴黎的第一个家是塞纳河上的一艘游艇)。他在专卖店隔壁开了葡萄酒学院，并大力发掘鲜为人知的葡萄酒，甚至到法国各地去搜寻。他因此声名鹊起，尤其是在巴黎众多英语为母语的人群中。法国最著名的葡萄酒作家米歇尔•贝坦(Michel Bettane)以及一些英国葡萄酒贸易中响当当的人物，他们的葡萄酒之旅都是始于这个玛德琳酒窖旁边Cité Berryer小巷里的葡萄酒学院。
1976年，为了庆祝美国建国200周年，史蒂文和葡萄酒学院的主管帕特里夏·加斯道-加拉格尔（Patricia Gastaud-Gallagher）举办了加州顶级葡萄酒品鉴会，这将是史蒂文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他们最初的目的是向法国一些最著名的品酒师展示加州葡萄酒生产商已经取得的成就。但就在5月24日，这场日后影响重大的品鉴会的前一周（根据我的日记记载，当时我在伦敦参加一场阿根廷葡萄酒的品鉴会，正复习备考WSET），史蒂文认为法国人可能对这些美国新兴葡萄酒怀有偏见。所以他决定加入一些法国最好的葡萄酒，把这场品鉴会变成盲品的形式。加州以最具说服力/羞辱性的方式取得了胜利，葡萄酒的历史也因此被改写。记者乔治·泰伯（George Taber）曾是史蒂文葡萄酒学院的学生，他在《时代》周刊上以《巴黎审判》为标题描述了这一事件，并撰写了一本同名书。的确，葡萄酒爱好者可能更有可能听说过这场品鉴，而非传说中的希腊神话（译者著：Judgment of Paris一语双关，在希腊神话里指的是引发特洛伊战争的“帕里斯的评判”这一典故）。
但史蒂文的成就远远不止于此。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遭到了法国葡萄酒界的冷遇(他也从未获得过他理应得到的正式法国荣誉)，但他的学识和鉴赏力有目共睹，无法令人忽视。他对法国葡萄酒的热爱是无与伦比的(看看他多塞特那令人羡慕的酒窖就知道了)，我们多年来一起品鉴波尔多期酒时，他总能获得各种特权。当我们这些来来往往的人群品鉴着最新年份的葡萄酒并向他询问评论意见时，他的活力与热忱显而易见，令人愉快且大有裨益。
我无法描述他漫长一生中对葡萄酒种种非比寻常的热情。他在巴黎开了几家酒吧，他的各种商业投资在此搁浅，给他留下了巨额税单。他在美国从事葡萄酒生意，但与那里的三级销售体系发生了冲突。当他和贝拉1990年搬回英国时，哈洛德百货(Harrods)曾短暂聘请他来提升葡萄酒部门的业务，但后来因为对店主穆罕默德•阿尔-法耶德(Mohammed al-Fayed)不够恭敬而被解雇。在伦敦桥附近的废弃铁路拱桥那里有一个葡萄酒主题的观光旅游项目，这正是史蒂文喜欢的项目。他建议将之命名为Vinopolis，并进行了投资，并力劝朋友们一起做。此项目在2000年以令人钦佩的高水准完工，但却高开低走，在2014年最终关闭之前一直艰难维持。2008年，意大利的葡萄酒学院关停，而印度的葡萄酒学院也过于超前。日本的葡萄酒学院则比较成功，至今仍在继续营业，这也证明了史蒂文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
在史蒂文的众多挚爱之中，可能最永恒的就是他的葡萄园了。那是他于2008至2009年间的冬天，在他和贝拉的房子对面山坡上即多塞特郡新娘谷（Bride Valley）开垦的。出产的第一个年份是2011年，第二年基本上颗粒无收，2017年因霉菌减产，等等。但是与往常一样，史蒂文对自己作为英国酒农的未来充满乐观，而且新娘谷现在已经作为一个优质的英国起泡酒站稳了脚跟。
虽然他经常代表迈克尔·布罗德本特（Michael Broadbent）受邀参加世界各地的葡萄酒活动，但与史蒂文关联最紧密的可能还是《Decanter醇鉴》杂志，1993年他首次为《Decanter醇鉴》供稿。他有一个月刊专栏，并代表杂志广泛品尝和旅行。到2004年，他成功说服该杂志当时的出版商莎拉•肯普（Sarah Kemp）发起了一场葡萄酒大赛，与同样设在伦敦的国际葡萄酒挑战赛（International wine Challenge）一争高下。在史蒂文掌舵下的《醇鉴世界葡萄酒大奖赛》（Decanter World Wine Awards）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在纸质平面广告收益萎缩之际，为杂志带来了急需而可观的参赛费用。
2018年，史蒂文说服一位朋友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由于急于要看到这些书的出版，导致首版编辑严重不足，销量也不好（点击链接参阅Tam的点评）。不出所料，他受到这次挫折的启发，试图自己出版书籍，并兴奋地发现他仍然可以使用Académie du Vin这个名称。这家新公司经历了几次商业迭代，现在由西蒙·麦克默特里(Simon McMurtrie)运营，每一季都发行一些新刊。
在这家新出版社发行的众多书籍中，最优秀、最动人的是史蒂文回忆录的第二版《奉献给葡萄酒的一生》，编辑得细腻而巧妙。我极力推荐这本书，不只是为了在一开始就向一位葡萄酒泰斗献上感人肺腑的敬意，而是它确实能给你一种独特的、真实的感受，体现出他的热忱与激情。他自豪地引用了女儿凯特的话：“爸爸，你的问题是你总不安于当下”。
在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我被他惊人的记忆力和宽容心所打动。他告诉我说，当他因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外的一次自行车事故而住院，我的丈夫尼克(Nick)是继《醇鉴》杂志莎拉·肯普(Sarah Kemp)之后第二位拜访他的人；他还记得我曾在英国《金融时报》的这篇文章（点击链接查看）中把他描述为“一位无名英雄”。
他告诉我，在他的卧室里“周围都是我亲自挑选的心爱画作，我是个被上天眷顾的孩子，我真的非常幸运，我这一生都热爱着葡萄酒和艺术，我还有幸结识了一些了不起的人，或许还启发了他们，这真的让我觉得非常幸运”。
他昨晚午夜过世，人们将会格外怀念他，尤其是在伦敦一些非知名产区的专业品鉴会上。
他的家属向我们保证将适时举行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