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in English on 21 Jun 2014
翻译：知味葡萄酒杂志
听到在中国南部近西藏的未知地域有新的酒庄项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从北京传出来的小道消息，在悉尼获得了确认，我到上海的时候获取了更多的信息。于是我便决定找到这个项目的负责人看看是不是尼克和我可以在今年稍稍早些去上海的时候，绕个弯路去拜访一下。加上尼克的美食探索，便是我们这次旅途的结果。这篇文章的删节版也被刊登在《金融时报》上。
“我打赌你们一定觉得我们疯了。” LVMH集团葡萄酒业CEO 让-纪尧姆普拉茨（Jean-Guillaume Prats）有点儿无奈地对我们说道，驻扎在巴黎的他全权负责LVMH集团在中国生产最好的葡萄酒的项目。我们看着三月里这片最终将建成为酩悦轩尼诗酒庄和客舍的建筑工地，从最近的机场开过来五个小时的惊悚车程，路上经过湄公河上一个接一个像发夹一样急转的弯道。
藏区的妇女（我们被告知比当地的男性更吃苦）在一片狼藉中推着滑轮手推车，电力供应非常的不稳定。我们正处在比波尔多海拔最高的酒庄还要高出20倍的海拔高地。普拉茨不断的与区域总监斯蒂芬邓（Stephen Deng）沟通以确保酒庄的建设能在原定于九月的官方揭幕时完工。
如果不能如期完工，将让邓颜面无存。波尔多人马科森斯杜鲁（Maxence Dulou）负责葡萄园和酿酒，邓的全职角色，其实是取悦当地大大小小共计23位官员。在我们拜访的那段时间，他像往常一样被一个突入而来的电话打断，被要求去与其中的某个代表人会面，他需要不断地说服和担保这个建设项目会让这个在喜马拉雅山脉脚下的偏远小镇扬名立万，这里地处距离西藏边境不到35公里的云南西南角边界——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整个故事始于一个难题。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在葡萄酒的生产和消费上有着蓬勃发展的势头。但至今为止，所有的中国葡萄酒都被验明有一个主要的缺点：要么就像东海岸的山东一样，夏天过于潮湿以至于采收的时候很难获得完全成熟、健康的葡萄；要么就是冬日太过寒冷，如在酩悦轩尼诗酒业最近在宁夏建立的一个起泡酒酒庄，葡萄藤不得不在每个秋天人工掩埋以防止在冬天被冻死。除了气候对于葡萄藤的损害，中国的城市化势头也让我们预测到了成本的急剧上升。而云南（也就是地图上的红色区域），并不受气候或城市化的影响，这吸引我向酩悦轩尼诗要求来这里亲自勘察一番。
酩悦轩尼诗在2007年收购了中国的一家高度白酒厂商（编者按：文君酒），并预期中国将成为其在全世界利润最为丰厚的市场。他们在这方面学会了如何运营中外合资公司，并且热切地想要深入成为中国那著名的对酒类的渴望的一份子。他们给了托尼乔丹博士（Dr. Tony Jordan，一位刚从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产业运营中退下来的葡萄酒科学家）整整四年的时间，在中国寻找一块最有希望酿出世界级红葡萄酒的风水宝地。
托尼乔丹博士不遗余力地寻找一块可以解决冬季冰冻问题的地域，最后给出了低纬度高海拔相结合的建议，这种地理结构在阿根廷被证明是很成功的（尽管海拔相对要低一些）。但我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偶然发现在云南最西部有一些极小的农庄刚好有一些小葡萄园的，显然他通过了严谨艰辛的气候分析，和与中国最顶尖的葡萄酒学术界专家讨论后将范围缩小到了云南的西南部。
自1999年起，当地政府就开始鼓励西藏的农民在原先种植青稞的湄公河和长江上游的狭窄河谷中某些足够平坦的地域，改种一些葡萄藤，这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一部分。邓说，德钦县政府用经济补贴的形式最后说服了当地农民种植了150公顷的赤霞珠。一座酒厂而后被迪庆自治州首府香格里拉的名字命名，当地一家原先专注于生产不同品种青稞酒的酒厂，被说服来处理酿造这些出产的葡萄，作为交换这家企业被获准垄断云南所有的葡萄产业（除了一家例外——酩悦轩尼诗当地项目沿河下游几英里之外的由当地矿产富豪投资的太阳魂实业集团，在北京这家酒庄的甜红和干白价格已经不低了）。像大多数情况一样，这一地区最早的葡萄藤是由传教士引入——在这里是由法国传教士引入了一种非酿酒葡萄品种——玫瑰蜜（Rose Honey），直到现在还被云南省仅有的另一家葡萄酒企业“云南红”酿制成非常特异的甜红葡萄酒。
因为多山的地理环境，当地的葡萄园（图片由Jean-Guillaume Prats拍摄）既小又分散。乔丹博士在所有他认为有一定潜力的村庄留下了气候传感器，并在2011年与2012年收成的时候回来品尝这些葡萄。最后他选定了四个在他看来最有机会产出高品质葡萄的村庄。经过很多谈判，酩悦轩尼诗相继获得了这四个村庄葡萄园50年的租用权，以及当地农民的加入，酒庄的不少于320个地块最终构成了共计30公顷的葡萄园。马科森斯杜鲁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与当地的几十号农民沟通上了，说服他们注重葡萄的质量而不是产量，即使在这里保证葡萄质量比在中国其他的地方要简单得多。在南非，智利和勃艮第地都呆过的杜鲁告诉我说，“藏民是很好的农民，他们有时自己也会摸索出我们碰到的一些实际种植问题的解决方法。”（顺带提一句，他已经把他的智利籍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都接到了香格里拉老城，这里有一张他们夫妇俩在他们最喜欢的餐馆用餐的照片。他们的孩子在香格里拉上学，因为他们的西藏式木头房子在一月的火灾中被烧毁，在我们访问期间这家人还在寻找新家。）
毋庸赘言，这里的葡萄几乎都是赤霞珠、梅洛还有少许的霞多丽，这是比较无趣的中国范式。2013年的葡萄被运到南部的香格里拉去酿酒，因在这么高的海拔种植（海拔2200米到2700米）而增厚的的果皮对这样漫长的搬移是有好处的。今年如果有幸，他们将只需把葡萄运到海拔最高的村庄——阿东，那里的酒庄和客舍已经建成。
由于阿东，以及其他三个村庄，交通都不太便利，酒庄在设计的时候就尽量的考虑实用性。这里可没有先进的电脑软件或者零部件或者工程师可用。要来到这里，必须先从上海飞三个小时，到达云南的首都昆明，然后开一个小时的山路来到香格里拉的山顶，再经过四到五个小时山路曲折迂回才能抵达，还需要提防不时的岩石坠落，同时还要和那些装满要运回内陆的西藏铁矿的红色卡车和前往拉萨的朝圣者们争夺路上的空间。去每个村庄的路途都毛骨悚然，除了假设当地的人天生强悍，我根本无法想象成卡车的的葡萄是如何抵达这里的。
除了阿东，我们还拜访了朔日——被认为最有可能出产顶级葡萄的小村庄。酩悦轩尼诗在这块方寸之地租用了每一株他们可以企及的葡萄藤。在阿东，河谷更上游处是一个更大并且相对有生气的村落，当地各种年纪的人都在坐在外面，转着经幡，玩着牌。当我们坐着的两辆白色的兰德克鲁兹越野车经过时，还和我们招手。但是在朔日，一个人都看不到，听不到除了汲汲流水和昆虫嗡鸣外的任何声音。即使葡萄园被大量的藏族房屋围绕，我们也只看到了一些蝴蝶、胡桃树、橘子树。在这里，看起来很健康显然经过精心料理的葡萄藤正生机勃勃地等待着春天的生长。朔日人也许外出忙着采蘑菇。杜鲁不得不和那些山里的品种丰富的蘑菇竞争人手。
尽管到了晚上，山里的空气要凉爽得多，湄公河谷的上游河段和波尔多还是有着类似的夏日温度，但同时又因为被山脉保护而不受东面的云南季风雨季的影响，夏天的降雨量只有波尔多的三分之二，但这里坐拥一年365天都被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脉，也不会有灌溉用水短缺的问题。秋天相对更干燥，所以葡萄在藤上的挂果期会更长，也可能是由于在狭窄的山谷里，葡萄藤每日受阳光照射的时间相对少得多。在这些干燥的山林空气里，葡萄也不太容易如波尔多一般受到害虫或相关疾病的侵袭。
还有一些大公司的优势：杜鲁的首席葡萄栽培师刚飞行了48小时，从酩悦轩尼诗集团在阿根廷的安第斯之阶酒庄（Terrazas de los Andes）学习拜访归来。在2013年的首次试酿，杜鲁用一种在成都的白酒厂用来酿白酒的传统中性陶土罐来酿造。他曾研发一种特殊的浮动的盖子来防止有害的氧气或多或少的进入葡萄酒以影响葡萄酒的发酵。
我尝试了六列2013的试验红葡萄酒，相比刚刚在几天前在中国葡萄酒发展峰会上品完的53款中国较好的葡萄酒而言，其中5款令人印象深刻。它们是这里最早的山区葡萄酒，浓厚的色泽，丰富活跃且细腻的口感像是产自阿根廷的高海拔产区，或者是像海拔300或400米的西班牙杜罗河（Ribera del Duero）的葡萄酒。最让人兴奋的事情是，大部分的样品都只用了很少的橡木桶。我品尝的是主要受到葡萄园风土特质影响的葡萄酒。它们已经充分成熟，而且在一种真实、自信和独特个性间获得了完全的平衡。
这个项目至今还没有名字，甚至连一个确定的发布日期都没有。也不确定是否会发售2013年的试验酒还是等2014年的再议。因为垄断协议的关系，香格里拉酒业只充当简单的交易中介的角色。但杜鲁还是倾向于保留至少一部分的陶罐影响，作为当地一个特别的因素。像当地这样的风景（我的照片里是一家人正在香格里拉附近一座寺庙外准备午饭）、自然和人文，已然极具特色。